中国网：初夏的巴黎，正见证着一场关于人权的思想交锋。当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寒流冲击国际秩序基石，人权议题频遭“武器化”操弄的今天，中欧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力量，该如何为提升全球人权治理提供破局良方？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在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上特别邀请到罗马尼亚前副总理兼外长、欧洲议会前议员阿德里安·塞韦林分享他的观点。

　　阿德里安·塞韦林是欧洲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塞韦林便多次批判欧洲议会涉藏相关表态，他表示一些欧洲议员把人权问题政治化，有意利用中国内政大做文章，这种“轻率”和“浮躁”的对华态度，只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此次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塞韦林表示自己去年曾到西藏长途旅行，经过充分观察以及与当地居民交流后未曾发现任何所谓人权遭到漠视的迹象。

　　塞韦林告诉中国网记者，早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的经历使他意识到，每个民族的地理位置及历史进程各异，进而演化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体制，因此，各国对于人权的理解和诉求也是不同的。不考虑这些差异，强行输出单一的人权标准，只会酿成冲突、不满、悲戚与贫困。

罗马尼亚前副总理兼外长、欧洲议会前议员阿德里安·塞韦林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刘凯）

　　以下为访谈实录：

　　·“新的国际秩序不会以美国或欧洲为中心，人类已经进入了‘亚洲世纪’”

　　中国网：今年中欧人权研讨会的主题是“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说到国际秩序，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一些地区冲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时面临着失效的风险。那么在您看来，当前国际秩序是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您认为这些变化会对人权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阿德里安·塞韦林：我认为，我们正身处一种国际失序之中。确切地说，是无秩序状态。旧秩序已然终结，气数已尽；而新秩序仍在孕育，尚未诞生。不过，新秩序的轮廓已依稀可辨，至少有两个特征值得强调。

　　其一，它绝不会再是以欧洲或美国为中心的秩序。我认为，人类已进入“亚洲世纪”，而这无疑是件好事。我们将从亚洲汲取新的价值、新的观点与新的哲思。谈及亚洲，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国——其儒家传统所蕴含的“和合”精神以及对团结与责任共担的追求，皆与欧美社会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大异其趣。这是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型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其二，新秩序将呈现多中心化特征。几个世纪以来，由欧洲定义的所谓国际秩序，实则建立在殖民逻辑之上——那是充斥着帝国思维、垂直等级与极端不平等的秩序：有贫富之分，有主宰与被主宰之别。不幸的是，在那段时间当中，中国还经历了百年屈辱的历史。而今天，我们正站在开启新的历史周期的关口。在这一周期中，中国必将在新秩序的法则构建与理念塑造上，发挥顶层的引领作用，成为这一新秩序的核心灵感源泉。

　　我认为，新秩序的多中心化特征，必将催生人权体系的多元化。整个人权观念即将发生深刻变革——它将摆脱那种曾被视为唯一正统的“普遍性”中心论。必须指出的是，那种强行推广单一标准的做法，是一种人为的、反自然的建构。它违背了历史规律，因为人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而每个民族的历史轨迹各不相同。历史是没办法选择的，而是必然发生的。是地理塑造了特定的历史进程，是地理环境决定了特定的家族形态、生活方式与生产组织形式，进而演化出社会结构与宗教信仰。

　　所以，多年来，各民族对于人权的理解与诉求本就各异。因此，我们必须回归真实的历史发展逻辑。而历史发展的馈赠，恰恰是多元的文化与多样的文明。诚然，所有人无一不想获得幸福，无一不渴望有尊严的生活。我认为，这两点——对幸福的向往与对尊严的追求——才是人权真正的“最大公约数”。至于其他方面，幸福于你我而言，定义本就不同。我没有资格跑到你的国家，指手画脚，告诉你何为幸福，继而苛责道：“你看，你并不幸福。要想幸福，你就该变得像我，像我一样生活，像我一样思考。”这种逻辑注定行不通，它只会酿成冲突、不满、悲戚与贫困。

　　因此，在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中，我们若要与什么抗争，那便是西方的优越感。那些曾逆历史潮流而动、强行主宰世界秩序的国家，虽已威权不再，却仍沉溺于昔日的优越感，对过往的霸权恋恋不舍。但这条路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展望前路，若以中国理念与东方哲思为镜，或许正是中国能帮助我们超越空谈，让众生平等而又和而不同的理想照进现实。

　　·“某些强权强行向全球输出人权标准，其真实目的是颠覆目标国家政权”

　　中国网：您谈到了人权的多样性,我读过您那篇聚焦于人权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论文。您在文中提到多样性源于不同国家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您还强调人权没有统一模式，但您也知道，西方的一些政客总是宣称其对人权定义的垄断权。对此，您怎么看？

　　阿德里安·塞韦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政策及地缘政治息息相关。某些势力轻易地将人权从发展目标偷换为政治手段——不是为提升与发展人权而奋斗，而是将其简化成打压异己的工具，把人权当作迫使对手陷于守势的武器。每当我看到某些强权、某些国家或地区及国际组织，动辄宣称自己垄断了真正的人权定义权，并借“普遍性”之名强行向全球输出其标准时，我便深知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实目的，往往是颠覆目标国家的政权。这一结论源自我早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的经历。当时我与身边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朋友们交流互动之后，意识到一个道理：人权的具体内容与其赖以生存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

　　特定的政体赋予人民特定的人权。政治体制绝非天降神谕，而是一个国家漫长历史的结晶，是不同社会群体锻造的产物。正如我先前所言，国家的组织架构起源于远古家庭的组成方式，而家庭的组织形式，又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特定的地理环境。这是一条独特的传承之线。最终，统治国家与社会的政治体制，其所提供、认可并保障的人权，实则是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群之间经由历史博弈与协商而形成的果实。

　　因此，我们不能强求中国、法国、英国或美国提供与其政体性质相悖的人权保障。一个国家的政体与其国民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相契合。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体，但正如我刚才所言，绝不能强令一个国家或政体去提供与其不相符的人权。

　　所以，当某些国家动辄要求他国改变其人权的内涵、性质乃至体系时，其潜台词实则是逼迫对方改变自身的政治体制。一旦政体被迫改弦更张，便难免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割裂。此种行径，绝非为了增进人类福祉，而是赤裸裸的外部支配与霸权图谋。这也正是某些国家自诩有权将自身人权观强加于人的根源所在。诚然，历史上某些政权的暴行确实会激起公愤——如种族灭绝、奴隶制或对人格尊严的极端践踏。对此，我们可以表达道义上的谴责，但这绝不能成为政治干预的借口。正如我前面所说，那些企图借相关议题大做文章者，其真实目的不在于改善人权，而在于颠覆政权，迫使目标国屈从其意志。这在我看来完全不可接受。希望新的国际秩序能彻底根除这一痼疾。

　　你刚才提及国际关系，一些国家在人权议题上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我想说，这不仅是对人权的政治化操弄，更是对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绑架——其危害甚烈。比如今天，我们常能听到“正义之战”与“非正义之战”的喧嚣，但谁有权裁定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发动战争者当然自诩正义，若万事万物皆被粗暴划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和平斡旋者便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我们通过基于相互尊重的对话捍卫人权时，必须坚决抵制这种“人权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

罗马尼亚前副总理兼外长、欧洲议会前议员阿德里安·塞韦林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刘凯）

　　·“不要试图复制西方民主，你们应该发展自己的民主道路”

　　中国网：我们知道，您曾担任过罗马尼亚副总理以及欧洲议会议员，可以说是西方体系的“内部人”。您肯定知道，一些西方政客频繁就新疆、西藏等相关议题对中国进行人权方面的指责，但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全球人权的发展与保障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

　　阿德里安·塞韦林：既然您提到了西藏，我就说说自己的见闻。去年夏天，我曾赴西藏长途旅行。那完全是一次私人行程，但我格外留意去观察……去端详人们的面容与体态。人不仅会通过言语表达，肢体、笑容同样会说话。我也和他们交谈过，在那里，我看不到任何迹象能佐证所谓人权遭到漠视的说法。在那长达两周的西藏之行中，我未曾察觉到任何与人权相关的异常征兆。

　　当然，我也曾走访过中国其他省份，同样如此，民众或许会有各自的烦恼，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但这绝非普遍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纵然有困难，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主动为民解忧。人权从来不是悬置的空中楼阁。我享有权利，但谁来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能切实有效呢？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为个人提供保障，确保宪法以及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得到尊重且能够有效行使。所以，这是一种平衡。个人权利并非国家的对立面。正如我所说，人权本质上是划定国家与公民、社群与个体之间权力疆域的方式，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整个社会生活得更好。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中国的人权发展模式以及保障情况。中国将生存权和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并成功让亿万民众摆脱了贫困。那么，中国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或启示？

　　阿德里安·塞韦林：我想，我所能分享的，是从中国获得的启发，而非反过来告诉中国人该从我们这里学什么。当我们面对民众的生存刚需，如食物、住房、就业等，我们看到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

　　在我看来，中西方哲学在对待平等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异。西方社会，尤其是我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或英美社群，往往推崇不平等，认为它是竞争的动力，而竞争是发展的引擎。同时，不平等意味着强者足以对弱者施加秩序——这便是他们的哲学。但据我理解，中国的哲学截然相反。中国视平等为稳定与安全的基石，而稳定与安全正是人权的氧气。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人权无从繁茂，只会凋零。

　　这就是哲学与心态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西方人真心信奉不平等、冲突与对抗能带来进步，那就继续走这条路好了，但不应将这些理念强加给中国。今日的西方文明深陷危机，积弊难解。我们怎能建议中国去学习一个在本土都已失灵的范式？

　　反之，我们应当向中国学习，借鉴其思想观念、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原则与制度等。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坦率讲我更倾向于和谐而非战争，倾向于均衡发展，因为这才是和平、安全与稳定之源，也是更充分的人权、自由与幸福之源。

　　有人或许会说中国模式行不通，这可以争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况且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模式危机重重，而中国的模式正全方位推动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现实成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至少应保持谦逊，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完善自身。

　　此外，我还想谈谈民主。我想强调的是，既然人权并非单一模式，既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范式，那么我们也应理解并接纳民主的多样性。民主有不同的类型，欧洲的民主不同于美国，欧洲各国的民主亦有不同。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应接受民主模式的多元，更应认识到：相较于脆弱、松散、不堪一击的民主，强有力的贤能政治或许更为可取。

　　我不愿纠结于用欧美标准去评判中国制度是否“民主”，但我确信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的体制，这套体制确实选拔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负责且富有才干的领导者。所以我常对我的中国同行与朋友说：不要试图复制西方民主。别费心说服我们，你们越来越接近西方的模式。我们的模式正陷入泥潭，向我们学习绝非明智之举。你们应发展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

　　当西方仍沉迷于那种好为人师的优越感当中时，妄图将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强加他人，其实这已构成对全人类与国际秩序的威胁。我们必须在欧洲和西方内部，奋起抵制这种危险。

　　·“我对中国人权状况担忧极少，反倒对欧洲人权的倒退深感忧虑”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合作。我们知道，中欧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每年的中欧人权研讨会上，我们仍能找到很多共识。那么您认为中欧在人权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中国和欧洲应当如何携手推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的发展？

　　阿德里安·塞韦林：我认为，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人权事务，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及其执政者的事；而欧洲的人权事务，则是欧洲人、欧洲各国及其联盟的事。现阶段，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极少，反倒对欧洲人权的倒退深感忧虑。这源于多方面原因：欧洲卷入了周边及邻近地区的战火，又在应对一些重大挑战，如新冠疫情时表现得非常糟糕。结果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权的行使。因此，欧洲自身存在问题。此外，我非常担心欧洲言论自由受限的情况。目前在欧洲，媒体的自由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如果中欧想要帮助对方改善人权状况，那么双方无需纠结于具体权利条款，而应共同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环境，让人权在其中自然而然地生长绽放。如果经济得到了发展，社会就会发展；社会需求得到满足，人权与自由自然会繁盛起来。若中国想帮助欧洲改善人权状况，就应本着这种精神，在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与欧洲开展合作；若欧洲想帮助中国提升人权状况——即让中国人民更幸福、享有更多权利——那就请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说教。相信我，说教绝无助于人权进步。我们必须与中国合作，向中方敞开合作的大门，加强投资与技术交流，密切人文往来。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称赞，因为中国已单方面对欧洲试行免签，遗憾的是欧洲并未对等回应。

　　当下是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须与中国建立长期的、深远且全面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我并非主张切断与美国的合作。过去许多年来，欧美同盟曾为欧洲带来更安全的环境、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但历史已进入新阶段，这样的模式难以为继。美国既无意愿也无动力继续充当欧洲的“保护伞”。欧洲无需以中国取代美国来作为自身的盟友，但必须将战略重心从西方向东方倾斜。因为新的国际秩序必将由中国引领，依托其经济、文化、人口实力与资源禀赋。中国正在崛起，谢天谢地，中国曾经的“百年屈辱”已成历史，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崭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当中，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主角。

　　所以，对欧洲而言，与中国构建超越以往的战略伙伴关系，实乃顺势而为。事实上我们已经缔结了伙伴关系，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所说的是一种更高质量、更全面、更具远见的合作。我认为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迈出这一步，欧洲的人权状况自会向好，中国的人权也将依照其自身传统与文化认同稳步发展。在相互支持与交流中，我们或许能从彼此身上获得启发。

　　中国网：好的，非常感谢塞韦林教授对人权议题以及中欧合作所发表的真挚且坦率的见解与观点。

　　（主编：郑海滨；编导/文字/采访：白璐；摄像/摄影/后期：刘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