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到互联网重塑信息传播格局，再到人工智能加速数字文明发展，技术进步始终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也不断拓展人权发展的实践空间。进入数字时代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算法广泛嵌入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数字空间日益成为重要社会空间。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算法公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以及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等问题不断凸显。如何在促进技术创新、保障公民权益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也不断提出新的权利命题。从个人信息保护到算法治理，从平台劳动保障到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数字时代的人权议题正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针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路径。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纳入国家人权事业整体布局。2026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首次将“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作为专门内容加以部署，体现了对数字权利保护、算法治理、平台劳动权益保障和人工智能治理等新议题的系统回应。面对数字文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人权保障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中国为何强调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这一探索又能为全球数字人权治理提供怎样的启示？

　　数字技术推动人权结构发生深刻变革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人权从传统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延伸，并重塑权利生成的基础条件，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权实现的方式和条件。首先，数字空间日益成为重要社会空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广泛普及，人们的社交、消费、工作和公共参与越来越多发生在数字环境之中。信息获取、网络表达和数字参与等权利需求不断增长，成为数字时代人权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数据正在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不仅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也日益体现出公共治理属性。在数据采集、使用、流通与共享过程中，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以及公共利益平衡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使相关议题成为数字时代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平台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透明性不足、算法偏见和自动化决策风险等新挑战，使算法治理成为人权保障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传统劳动保障制度提出新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也有力地推动了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不断深化，并与发展权、健康权等权利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总体来看，数字技术既催生了新的权利诉求，也使不同权利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权保障正在从传统单一领域治理走向更加系统、综合的治理格局。

　　中国推动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的制度逻辑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在第五部分明确提出“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这一部署并非单纯强调权利范围的拓展，而是体现出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治理取向。一方面，数字技术和产业创新为人权实现创造了新的条件，也为教育、医疗、就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算法治理和人工智能伦理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规范和引导。因此，“健康发展”既强调在发展中保障人权，也强调在规范中促进发展，通过明确治理规则和制度边界，为技术创新提供稳定预期，实现发展活力与公平正义相统一。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新兴人权议题往往跨越技术、经济和社会多个领域，需要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治理和社会参与协同推进，而非依赖单一治理方式。可以说，“健康发展”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权利保障与治理秩序的治理理念。

　　中国探索新兴人权治理的实践路径

　　围绕数字时代人权保障面临的新问题，中国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逐步形成涵盖数字权益保护、算法治理、劳动保障、数据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治理框架，并强调在发展过程中统筹权利保障、技术创新与治理效能。在数字时代权益保护方面，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为基础，中国持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制度，并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在算法治理方面，通过算法备案、安全评估等制度安排，加强算法透明度和用户权益保障，推动技术应用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围绕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保障政策，推动平台企业更好履行责任。在数据治理方面，通过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和流通规则完善，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数字人权治理探索的全球启示

　　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正在推动人权议题不断拓展，但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成熟的治理模式。欧盟更加注重通过立法强化权利保护和风险监管，美国则强调创新驱动、市场机制与行业治理相结合，不同国家都在探索技术发展与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路径。中国的探索体现出另一种新的治理思路，即将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置于发展、治理与安全协同推进的框架之中。中国既注重发挥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普惠共享的积极作用，也强调通过法治建设规范技术应用边界，防范数字风险对个人权益和社会公平造成损害。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个人信息保护，从平台劳动权益保障到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中国的实践表明，新兴人权领域的健康发展，既需要权利保护，也需要制度供给；既需要激发创新活力，也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这种统筹发展与治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探索，为数字文明时代的人权保障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实践路径和观察视角。

　　人权的内涵与实现方式始终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拓展。今天，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也不断提出新的权利议题和治理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既是回应数字文明时代现实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深入实施，中国将在个人信息保护、算法治理、平台劳动权益保障、数据治理等领域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不断提升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水平。当前，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仍处于探索和重塑过程中，不同国家都在寻求技术创新、社会发展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路径。中国的实践未必提供唯一答案，却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治理探索。如何让技术进步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如何在数字文明时代实现发展与权利、效率与公平、安全与自由的协调统一，仍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这或许正是全球数字人权治理持续开展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李文军，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人权与司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