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人口发展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国家积极解决育儿家庭急难愁盼，逐步形成了“愿意生、安心养”的社会生态。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划纲要围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进行了一系列规划部署，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降低家庭成本、健全育幼服务体系等举措。

　　精准发放育儿补贴、高质量提供托育服务、鼓励实行弹性工作制……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献良言、出实策，助力家庭“想生”更“好养”，进一步提升民众育儿信心。

育儿补贴缓解养育成本

　　“有些居民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比喻，‘孩子一出生就自带口粮、自带工资’。”在3月7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的这句话引起了很多育儿家庭的共鸣。

　　孩子的这份“工资”指的是育儿补贴制度——根据2025年7月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至其年满3周岁。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是一项惠民利民的重大举措。据雷海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300多万婴幼儿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

　　对于发放育儿补贴，多位委员表示，这种强化经济支持，建立精准高效的“真金白银”减负体系正是民之所盼，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和为民着想，起到了良好效果。

　　“发放育儿补贴是起点，还需要后续配套政策的精准支持。”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建议，可依托全国统一的人口与家庭信息基础数据库，加强卫生健康、公安、民政、人社、医保等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通过数据比对，精准识别符合条件的家庭，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实现育儿补贴的主动、精准发放，最大限度减少家庭申请负担和基层审核压力。此外，要加强各级财政资金保障与调度督导，对发放不及时、不足额的地区进行预警和督办，确保补贴资金按时足额直达家庭账户。

　　在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首席专家卢伟英看来，后续政策施行可精准瞄准多子女家庭的现实需求，切实降低家庭负担。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发挥育儿补贴和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用，探索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5日举行的吹风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介绍，中央财政今年将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并进一步优化申请和审核流程，推动实现随生随申随得。

托育服务消除后顾之忧

　　“生了娃谁来带”是许多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急难愁盼，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能够为家庭消除后顾之忧。

　　据雷海潮介绍，国家不断完善托育服务，去年增加了89万个普惠托位，目前总托位已达660万个。

　　沈丹阳透露，今年还将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全国将新增普惠托位15万个。

　　值得一提的是，托育服务也将迎来更为完善的法治保障——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娄勤俭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制定托育服务法。

　　2025年12月，托育服务法草案已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在总则中明确“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在彭静看来，这意味着婴幼儿照护将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起的公共责任。她建议建立全国统一、公开透明的托育机构质量评估与信用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让家长看得清楚、选得放心。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普惠托育发展路径，河北省衡水市便是其中之一。衡水市2025年公开数据显示，全市结合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和年龄结构，精准布局托育服务资源，共打造“10分钟便民托育生活圈”174个，建成社区托育机构249个，实现了社区托育全覆盖。

　　结合工作实践，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衡水市副市长崔海霞指出，我国托育服务正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亟须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她建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扩大普惠托育补贴覆盖面，要向中小欠发达城市和农村地区倾斜，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和家庭入托成本。同时，要健全监管体系，推动托育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加强对托育机构的动态监管，保障婴幼儿健康安全。还要完善人才培养和激励政策，扩大托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健全薪酬保障体系，吸引更多人投身托育行业。

　　针对托育人才培育，卢伟英建议将育婴师这类婴幼儿照护人才纳入紧缺工种目录，创新培养体系，通过职业培训逐级考取技能等级，以提升托育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获得感。

立法构建完整支持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

　　“实行婴幼儿父母弹性工作制，既能守护儿童成长关键期，也能缓解职场焦虑，对维护家庭和谐美好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大学副校长龚卫娟认为，弹性工作制不应是“一刀切”模式，而要由单位结合工作特点灵活实施，核心是保障照护时间、不降低待遇、不增加职场歧视。

　　她思考的弹性工作制方式可以包括：居家办公，比如每周允许1天在家办公，夫妻可错峰协调；错峰上下班，比如上午10点到岗，晚间顺延下班，这样能兼顾清晨育儿；分段调休，即夫妻在同一单位可半天轮换、互补照护。

　　考虑到弹性工作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龚卫娟同时建议强化政策配套，在税收、补贴等方面支持企业，鼓励企业推行。

　　0岁至3岁是儿童安全感、情感依恋形成的关键期，父亲的陪伴不可缺失。为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呼吁推动男性育儿假落实，在保障现有产假基础上，推行并稳步延长男性陪产假和父母共享的育儿假，通过倡导男性分担育儿责任，缓解女性育儿压力。

　　彭静提出，可试点并推广“育儿假共享”机制，明确夫妻双方协商分配育儿假。

　　在调研中，甘华田发现部分企业仍然存在对女职工的隐性歧视。他提出，要严厉打击就业性别歧视，加强劳动监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因婚育状况歧视女性的用人单位依法严惩并曝光。

　　“强化法治保障是关键。”甘华田建议强化法律与政策顶层设计，加快生育支持立法进程，研究制定生育保障与家庭支持促进法或类似相关专项法律，明确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家庭在生育支持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将产假、育儿假、陪产假、托育服务、反就业歧视等政策措施上升为稳定的法律制度，构建完整生育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