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坊间所称的“监控摄像头”全面纳入了法治规制的轨道。由此，公共安全监控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开启了安全与权利并重的治理新范式。

从街角巷尾的“电子警察”，到公共场所的安防探头，直至商业机构的监控设备，借助数字化技术的强大赋能，监控摄像头正在深度介入日常生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不可或缺的技术工具。然而，在监控摄像头快速扩张的过程中，由于规划失序、监管不足、技术疏漏等因素，也滋生了乱建滥装、过度采集、数据泄露等乱象。近年来，频发不止的民宿、更衣室偷拍事件，毫无底线的妇科手术、情侣亲热场面直播闹剧等等，无不暴露了“监控失控”的巨大风险。正因此，安全监控在创造安全红利的同时，如何防止陷入隐私“裸奔”的“楚门世界”，已是当下公共治理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

此次颁行的《条例》正是呼应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立法精神，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填补了监控摄像头国家层面立法的空白，以直面现实难题、回应社会关切的姿态，为合理平衡公共安全需求与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条例》的一大特色是以源头控制的方式建构合法性基础。具体而言，《条例》将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的权责主体，严格限定为政府有关部门及负有经营管理责任、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个人，且将安装目的严格限定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同时，《条例》以分类列举的方式，详细划定了应当安装的重点区域及其相应的建设主体，并将旅馆客房、学生宿舍以及公共浴室、卫生间、更衣室等私密空间明确列为禁装区域。这种严控安装权限和范围，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不仅将终结现实中乱建滥装与应建未装并存的痼疾，而且厘清了公共场域与私人空间交汇的模糊地带，从源头筑起了防范侵权风险的法制堤坝。

《条例》的又一亮点是以精细的制度设计实现平衡保护的目标。围绕公共场所监控摄像头的建设和管理，以及信息采集、存储、使用等各环节，《条例》细分各方主体责任，细化重点治理规范，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也为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权益打造了全链条的保护机制。比如在使用环节，《条例》不仅对国家机关、个人查阅调取监控信息的目的、权限、程序作出了明确规范，而且设定了严格的保密义务。对于依法用于公开传播的监控信息，《条例》亦明确要求对敏感信息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由此折射的，正是兼顾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隐私保护的多重价值追求。

对于在非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条例》也设定了“不得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等禁区，从而为现实中因住宅门口安装电子眼而引发的邻里纠纷等问题，提供了判定是非的基本标准。尽管具体的安装尺度、鉴别标准有待细化，但《条例》所划定的原则性红线，无疑将引导个体公民守住权利的边界，在满足自身安全需求的同时，学会尊重他人的隐私，寻求自利与他利的平衡。而这种观念的培育、行为的自律，正是建设法治文明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

监控摄像头应当是公共安全的守望者，而非公民隐私的窥探者。《条例》的颁行，意味着以往无序生长的“天眼”，将全面转向依法规制的“法眼”，也标示着监控摄像头从技术手段转向法治手段、公共安全治理从粗放转向精细的深刻变迁。而《条例》以法治理性驯服科技滥用，以制度边界平衡安全需求与权利保障，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约束公权、关怀私权等深层逻辑，不仅为公共治理法治化树立了样板，也勾勒出了公共安全的全新图景——在监控摄像头的视野下，守护的既是生活的安宁，也是个体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