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至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与三个国家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中越联合声明》和《中柬联合声明》中均提到“探索符合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引发广泛关注。

针对这一表述，4月19日，在2025·亚洲人权论坛举办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忠夏接受《中国东盟报道》采访时指出，联合声明中的人权共识，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基于国情自主探索人权道路的诉求。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多样性，摒弃“一刀切”思维，以对话而非对抗推动全球人权事业进步。 

2025·亚洲人权论坛在重庆举办，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忠夏在“科技进步与亚洲新型人权问题”会场上发言。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供图

人权发展必须回应人民最迫切的需求

李忠夏指出，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背景和现实挑战存在显著差异，人权发展道路需因地制宜。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普遍贫困，生存权与发展权成为首要人权。而随着经济与科技水平提升，当前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权议题延伸至数据隐私、环境权、科技伦理等新兴领域。例如，如何平衡人工智能应用与公民隐私保护，成为新挑战。

柬埔寨、越南当前处于高速发展期，同样面临经济与环保、自由权平衡等新课题，需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外资引入与劳工权益保障间寻求平衡，结合自身特点探索解决方案。

李忠夏指出，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14亿人口生存权得到保障，被视为对全球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若温饱尚未解决，空谈政治权利是脱离实际的。人权发展必须回应人民最迫切的需求。”李忠夏说。

生存权优先就是忽视政治权利？

中国提出“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但西方批评这是“回避政治权利”。

针对东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李忠夏分析称，西方秉持“天赋人权”理念，主张普世性标准；亚洲国家则认为人权需扎根历史语境，解决现实问题。

李忠夏认为，西方国家的一些批评忽视了各国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例如，柬埔寨依赖农业出口，短期内难以完全禁止森林开发，需权衡生存需求与生态保护。西方批评东南亚环保政策滞后，却忽视其工业化初期的现实压力。越南通过修订《劳动法》逐步提升工人福利，同时保持对外资吸引力。若越南照搬欧洲劳工标准，可能削弱外资吸引力，反而不利于民生改善。

柬埔寨、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中需权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等问题，这类议题无法套用统一标准。

李忠夏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标志着对全球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等权利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并非否定其他权利，而是基于国家发展阶段的优先级考量。”李忠夏说。

中国脱贫经验给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人权发展无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人权路径的选择是多样的。李忠夏强调：“人权保障的共同目标是维护人的基本尊严，但实现路径应尊重各国选择。对话而非对抗，才能推动全球人权事业。”